蔡徐坤、王源都能称霸年度摇滚榜？摇滚药丸？
摘自：哎呀音乐|2020-03-31 10:06|作者：哎呀妞
文章摘要：特别是中国摇滚，有被神化的辉煌，有一路不甘的蛰伏。从未主流化，也从未退出历史舞台。不一定永远年轻，但一直在野蛮生长。
郑钧说，排行榜上的歌曲十有八九都是屎。
大家纷纷发现，2019年的TOP20摇滚单曲，自己一首没听过。
最关键的问题，倒不是出在流量上，而是此榜单对“摇滚”的界定实在匪夷所思。
这个榜单所展现的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摇滚，也不全是音乐风格意义上的摇滚，只是被肢解的摇滚元素，拼贴出的流量打榜战场。
排名前三的三首歌：尤长靖《一颗星的夜》，王源《滚烫的青春》，蔡徐坤《重生》。抛开对歌手的意见或偏见，单独去听一听，你会得出更客观的结论
不是加点失真吉他就叫摇滚，不是主题触及伤痛就叫摇滚。流水线生产的音乐里，各种风格元素可随时借用组合，但无法为风格代言。
更不用说前两首歌里面，虽然配器齐全，但只是零星点缀温吞抒情，跟其他流行作品并无明显区隔。
至于内容，三首歌都离不开青春和励志的老框架，“追梦”不等于摇滚，“滚烫”更不等于摇滚。即使蔡徐坤的《重生》中用了更重的编曲和“疯”“妖”这类略出格的文本，还是和摇滚的内涵外延并不搭界。
所以整个2019年，这三首歌没有在摇滚爱好者的曲库中出现过。可惜，那些曲库里有足够多的高品质作品，却连前20都无缘。
“摇滚”或者任一种音乐风格，并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标签。但每个风格都有其对应的亚文化群体，如果该风格下的受众对榜单歌曲毫无认同，榜单又何谈描绘华语乐坛现状。
现状是，小众文化在流量面前虽无还手之力，但仍有充足的生命力，并非一时流量可以冲刷。
特别是中国摇滚，有被神化的辉煌，有一路不甘的蛰伏。从未主流化，也从未退出历史舞台。不一定永远年轻，但一直在野蛮生长。
在不同时期，我们能看到中国摇滚的不同面相，有一代又一代的理念更替，有始终如一的坚持。独立思考、自由表达、批判精神、人文关怀……冲击入耳，是音乐风格之外的文化寄托，是不同时代激起的回声。
「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」：自我的觉醒，是摇滚的一声响
1986年5月9日，一个不知名的男青年，身背一把破吉他，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走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……后来，在人们的记忆中，是崔健一次献唱《一无所有》炸出了中国摇滚，摇滚乐一次在中国公开演出，上了电视。
今天再谈起《一无所有》，在各种回忆记述中，崔健的衣着打扮和摇滚唱腔成了主角。但更值得被讨论的，除了这些摇滚的外在标签，是《一无所有》里面的时代之声。
在那个“一无所有”的年代里，除了物质上的匮乏，还有自我意识觉醒的渴望。《一无所有》在情歌的外壳之下，从一人称视角唱一无所有，唱追求和自由，还要问个不休，破天荒地打开了一个自我表达的口子，和摇滚乐在形式内容上相辅相成。
中国摇滚的基调也就此奠定，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，自我意识和时代批判是最正统的主题，而简单的励志正能量，总显得不够厚重。
《一无所有》不仅是中国摇滚的启蒙，也是大陆通俗音乐的重要节点。当时的摇滚和流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，在理想主义盛行的八十年代，摇滚和朦胧诗等载体成为流行文化中的重要角色，崔健也得以顺畅开启中国摇滚的“新长征路”。
中国摇滚的根就此扎下，但时代之风吹过后，剩下满树的不合时宜。
「吃的都是良心 拉的全是思想」：辉煌的绝唱，中国火终未燎原
1990年，当中国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一次看着老崔蒙着双眼唱着《一块红布》时，他抱着柱子失声痛哭。他本以为，这个民族可能会掉在原来软绵绵、年轻人没有自主性的文化里头的时候，突然在北京，在一无所有的环境里，年轻人在做这件事。
1991年，魔岩唱片来了。张培仁离开滚石唱片副总经理职位，成立魔岩文化公司，并在魔岩旗下成立中国火品牌，经营以北京为主的中国摇滚。
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崔健，还有崔健身后的一大批摇滚音乐人。他和那群人都相信，中国摇滚应该成为一把“中国火”。
如同在一潭死水里打水漂，那时最愤怒的表达，只会招致最热烈的反馈。窦唯有《高品质动物》，张楚有《厕所和床》，何勇有一整张《垃圾场》。
我们生活的世界
就像一个垃圾场
人们就像虫子一样
在这里边你争我抢
吃的都是良心
拉的全是思想
我们生活的世界
就像一个垃圾场
只要你活着
你就不能停止幻想
有人减肥
如果你听《垃圾场》时觉得震惊，感觉太负能量反社会，只能说明，这样尖锐的声音不合时宜太久了。但转过头来去听何勇的另一首歌，《钟鼓楼》，你又会感叹，伴着三弦、笛子和木吉他，老北京原来可以这样浮现在耳边，愤怒的何勇原来可以这么抒情浪漫。
真的是抒情浪漫吗？最后点题的问题，才是《钟鼓楼》成为出色的理由：
钟鼓楼吸着那尘烟 任你们画着他的脸
你的声音我听不见 现在是太吵太乱
你已经看了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还不发言
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
声动如雷，字句如刀，中国摇滚一时之间是大众视野里最有力量的文化现象，批判也好，抒情也罢，内敛的中国人看似找到了狂放的表达方式，但狂放完了，还是字里行间内敛着的回味悠长。
后来这成了一个物极必反的故事。魔岩三杰和轰轰烈烈的整个摇滚圈，给九十年代填满了各种主题的音乐作品，也超出了时代的容纳限度。96年的某次演出中的过激表现过后，何勇遭到了禁演。
「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」：地下摇滚的精神狂飙
中国摇滚在大众视野里的沉寂，并不是崔健或何勇犯一两次禁忌造成的，也不只是市场现状的问题，少不了和摇滚本身不适合成为主流之声有关。
所以还在源源不断吸引着后来人。一批年轻人，在新千年前后，定居在勉强交得起房租的树村，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追寻音乐梦想。
90年代末-千禧初的北京树村，聚集着上百支追梦的乐队，80块一个月房租，一天吃一个馒头
那是又一次的“一无所有”重现。一次“一无所有”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外界音乐的音乐人带来的先锋声音；这一次的“一无所有”，是淘来的打口带，微薄的演出费，演出费刚好能付起的超低房租，以及，能够应对一切困窘的理想主义。
有的时候，他们的愤怒是简单粗暴的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复读机一样重复着直白歌词的“痛苦的信仰”。
“痛苦的信仰”是那些地下乐队里走得最远，也最有代表性的，直到他们改名为“痛仰”时，许多树村故人已经四散天涯。
但如果你真的是摇滚爱好者，一定知道，舌头乐队和木推瓜还在带着他们“地下佼佼者”状态活跃着，创作，演出，提醒这个世界，噪音一直都在。
「如此生活三十年 直到大厦崩塌」：摇滚新声 百花齐放 皆不逢时
在新裤子还没有稳坐摩登天空头牌的时候，就写过一首《我们的时代》，已经在梦想新时代的到来。
从“北京新声”，到“后北京新声”，那是一个各种细分风格都跃跃欲试想和国际接轨的时代，每个细分风格在中国摇滚中都能找到呼应，但市场并没有给这些现状的声音太多空间。
每个人也踏上了不同的道路。大张伟领头、少年得志的花儿乐队，汪峰领头、学院派的鲍家街43号，北漂到树村的秋天的虫子，扎根于北京的子曰秋野……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干脆自己开了唱片公司——摩登天空。
《乐队的夏天》让大张伟和新裤子重逢了，大张伟当场唱起了新裤子的另一首歌，和《我们的时代》截然相反的一首歌，《过时》
但后来者们都没有放弃过给故事写续集。在《乐队的夏天》火爆之前，刺猬乐队所代表的新一代“北京新声”在继续高唱着Noise Hit World，北京之外的新声也在不断冒芽，全国各地都能找出代表本土风格的摇滚佳作。
他们并不主流，但热烈一如往常，时代在流转，总有新的时代之声出现。
就像多能青年旅店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唱起了个人际遇和时代变迁的交响，那个场面，也像是中国摇滚在喑哑和呐喊之前的徘徊。
云层深处的黑暗啊 淹没心底的景观
「一代人终将老去，但总有人正年轻」：不必念念不忘 注定必有回响
2017年第28届台湾金曲奖，草东和周杰伦、五月天同台提名，最终收获了较佳新人奖+年度歌曲奖+较佳乐团奖。随后，又是三千台团上大陆的盛景。盛景背后，还是有中国摇滚的草灰蛇线，多能青年旅店等等在大陆并不显扬的摇滚乐队，在10年代已经深深影响着更多年轻人。
不用急着感叹“摇滚已死”，新生代乐队带来的惊喜时而闪现。在《乐队的夏天》舞台上，我们认识了《莫欺少年穷》一炮而红的九连真人。同样在那个舞台上，也听到刺猬乐队唱何勇的《头上的包》，刺猬乐队用自己讲述着一代人终将老去，也用自己讲述着总有人正年轻。
但音乐的生命力虽然一时不得彰显，总能得到时间的验证。
还有回归的人。连崔健都在发新专辑，2019年到澳洲巡演。舌头、木推瓜都在新年前后发了新歌，对他们的推崇之声也未见减弱。只不过这些事情，都在榜单之外。
时代在变，风格也在尝试着融入和参与新的时代，“摇滚已死”总是用于缅怀上一个时代的空话，涌动的暗流依然在，摇滚依旧野蛮生长。
喜鹊东南飞，虫子爬上天；时代在召唤，欲辨已忘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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