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章摘要：曾经摇滚乐离中国乐迷很远，它一度处于被回避的位置。但它其实和一切边缘文化一样，记录每一代人成长的脚印，成为年轻人们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渴望改变的一个渠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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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奇艺较新一期《乐队的夏天》，白岩松作为超级大乐迷出现在现场，被马东评价为“被时事评论耽误的乐评人”。
这位表情一贯郑重其事的央视老面孔，连忙转过头说：
“其实我的主业一直还在这，我只是兼职做时事评论，因为歌迷是终身的。”
作为摇滚乐迷，白岩松称得上最称职的前1%。他和摇滚乐的关系，也并不只是和汪峰撞脸这么简单。
白岩松曾一度形容自己为“四六八一代”。即出生于六十年代，受教育于八十年代，那会儿四十多岁的一群人，这批人还包括张楚、何勇、窦唯、郑钧、许巍……
他在自己的书《幸福了吗？》里有点忿忿地写道，他们这些四六八一代，才是最有资格称之为“80后”的。
从1980年到1989年，正是他从十二岁到二十一岁的时光，那的确是他们有确切感知的十年。
1985年，英国威猛乐队来北京举办演唱会，成为一支在改革开放后敲开中国大门的西方乐队。坐在观众席的窦唯初次接触到了不同以往的音乐形式，从此醉心摇滚。白岩松在这场演唱会中也被震撼，买下了在北京的一张磁带。
当时的舆论环境对摇滚还持怀疑态度。据说主唱乔治·迈克尔回国之后，有记者问他：“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什么？”
他回答：是在北京办演唱会，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，竟然无比安静。
然而一年过后，这种安静就不见了。
1986年5月9日，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上一次开嗓《一无所有》，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。
这场演出，白岩松本也应该在场。只是当时的票太过紧俏，白岩松和几个人从学校已经晃悠到了现场，却看到其他几个同学手里没票，在门口焦急地等待。最后白岩松高风亮节，忍痛割爱，把手里的票让给了同学。这一让，令他后悔到了今天。他形容这个经历为“好人的代价”。
那些去听了的同学，回来之后都兴奋地议论着崔健和《一无所有》。白岩松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开始了。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广播站由他主持，因此他成了中国靠前批摇滚乐的积极推广分子，让崔健的嘶吼陪伴着全校师生的午餐和晚餐。
利用广播站的条件，他还费了好大周折给崔健发了采访电话，成了当时学校的风云人物。毕业的时候，同学给他留言都写崔健的歌词“不是我不明白”。
后来的几年，白岩松保持着一年听超百张摇滚专辑的频率。直到89年毕业，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《中国广播报》，负责文娱版，算是有了自己的阵地。
唐朝录制一张专辑时，白岩松的宿舍哥们儿做助理录音师，他得以和丁武、张炬、老五、赵年时不时近距离接触。当时他正在北京交通电台做兼职，于是就写文章，拿黑豹、唐朝的歌曲小样在电台节目里做推介。后来有机会采访Beyond，他还站在摇滚圈内人士的立场上问黄家驹，在香港流行音乐圈里做摇滚会不会寂寞。
通过《中国广播报》文娱版和电台节目，白岩松为中国摇滚打下了山河一寸。然而他并不满足于此。93年，他提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扛起流行音乐这面大旗，而报社同意他出一份周末版策划，叫《流行音乐世界》。
之后他把自己的大部分心思都花在了《流行音乐世界》上，做创刊号，印名片，副台长也开了会。
他有一个很前卫大胆的构想：以报纸为基石，慢慢签约歌星，打造演出，成立经纪团队。
做着理想事业的同时，白岩松也在中央电视台《东方时空》搞搞兼职，赚赚外快。
“那个时候兼职是一个很时髦的事，8小时之外能去兼职，多挣一点，也就是多挣40。”
结果制片人看他干得不错，想让白岩松当主持人。白岩松怕央广的领导发现，不同意。结果制片人说：“你觉得中国人有早上看电视的吗？”白岩松听了觉得这个话特有说服力，于是就同意了。结果不出一周就被同事发现了。
说回白岩松当时加入《东方时空》的经历，除了偷偷兼职被发现，还有一个很典型的理想陨落时刻。他投入不小期待的《流行音乐世界》，因为一个领导的一句话，一出生便夭折了。
上级部门开会讨论《流行音乐世界》靠不靠谱时，某位领导把茶杯盖一扣：流行音乐还办什么报纸？从此之后，白岩松挥别了自己的音乐媒体人生涯。电视上活跃着的，是时政节目主持人白岩松。
这趟跳槽多少有点赌气的味道，但和领导赌气是一码事，悄摸声儿给乐队搞宣传又是另一码事。《东方时空》第三期，白岩松就把黑豹乐队的经纪人请到了现场。
不知道新裤子在决赛唱《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》时，白岩松有没有想到那个心存绝望，决心投身“苦海”的自己。
说来也巧，自从白岩松从央广改道央视，中国摇滚就有种开始即高潮的架势。
可惜，1994年的香港红磡，对魔岩三杰和唐朝乐队来说，是他们摇滚生涯的顶峰，顶峰之后随即而来的就是下坡路。
1996年，何勇在首体的一次颁奖晚会上唱起《姑娘漂亮》，唱完问了观众一句“李素丽你漂亮吗？”李素丽是当时的全国劳模。何勇的率性而为，代表自己乃至刚冒头的摇滚乐，拒绝了主流舞台的邀请。
这件事和张炬的去世一起，成为人们记忆中中国摇滚衰落的拐点。
那个时候的新裤子主唱彭磊还在读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中专。
说来奇怪，这么一个美术中专学校，没出啥正儿八经的画家，却孕育了许多中国摇滚圈的知名校友。像唐朝乐队的主唱丁武，清醒乐队的沈黎晖，二手玫瑰的吉他手姚澜，还有超级市场，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。这个中专学校是专为工艺品厂培养人才的，毕业有可能去暖壶厂喷“喜”字，也有可能画尿盆或者手绢。
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上学那会儿，彭磊认识了两个“盲流子”——刘葆和尚笑，他们开始一起玩音乐。那时流行重金属，几个人在居民楼里排练，邻居敲门从来没开过，因为门已经被反锁上了。
庞宽翻着包豪斯学院画册，给这乐队酝酿了一个名字——金属车间的形体师傅。
何勇出事的那年，他们在对外经贸大学演出时认识了沈黎晖，录了乐队的一首单曲《I'm ok》。
第二年，新裤子签约摩登天空，那时候沈黎晖对他们说：你们这个名字得改，改一个容易宣传的名字，于是“新裤子”诞生了。
就在新裤子签摩登的这年，高虎报名了被称为中国摇滚音乐黄埔军校的迷笛音乐学院。就此背上吉他，踏上了远赴北京的求学之路。到北京的第二天，他就遇到了现在的贝斯手张静。
在迷笛，高虎一直想成为一名高品质的主音吉他手，他非常刻苦地练吉他，每天苦练九到十个小时。那会儿他还是寸头。
1999年，盘尼西林乐队如今的鼓手小羊刚刚呱呱坠地，高虎一行人已经从迷笛音乐学院毕业了。和当时许多摇滚音乐人一样，他们搬到了学校附近的树村。那是个条件艰苦的地方，就是房租便宜，每月两百。
距离树村不远处的，是如今被调侃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。那会儿五道口在北京乃至中国摇滚乐中的地位，近似于东村之于纽约摇滚乐。五道口的livehouse成了这群树村摇滚音乐人的孵化摇篮，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许多演出机会。
演出一次，乐队每个人平均可以分到25块的酬劳，只够他们一起AA喝顿酒，天亮以后，再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家。
一个叫孙志强的人拍了个纪录片《自由边缘》，留下了这帮树村摇滚青年的年轻面孔。
片子里，痛仰还没有发行一张专辑，笑称自己的乐队是“新婚一夜——痛苦的新娘”。贝斯张静则说他每期彩票都要买，“太穷了”。
穷，成了这帮树村青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。
和新裤子在节目中一起表演《夏日终曲》的反光镜吉他手李鹏，在另一个树村纪录片《后革命时代》里，对着镜头说：
“中国的摇滚最需要的就是钱，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乐队在好的设备上到底是什么样。经常演着演着，设备会突然坏了，麦克突然没有声音。”
不光是树村的年轻人，就连05年才成军的刺猬乐队，也为钱发愁。当时北京摇滚中心已经不是树村，也不是霍营，而开始慢慢转移到鼓楼了。这会儿已经不流行全职玩乐队了，而是工作赚钱养乐队。
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本职工作是个程序员，他和中国的很多程序员都做过同事，因为他永远在跳槽，不断寻找着能给他放长假搞乐队的公司。
赵子健和当时还是他女友的乐队鼓手石璐，在鼓楼租了一个小平房，一个月才400块钱。有一次乐队去美国巡演，倍儿开心，结果回家的时候，发现因为周边扩建，挖土机进了胡同把他们家玻璃敲了。石璐开始怀疑自己做的这一切有什么用，对自己的生活一点儿改善都没有。
她当时不会想到未来的2019年，她会在一个叫《乐队的夏天》的综艺节目中跟赵子健来一番俗得面不改色的对话：
回到2001年，除了纪录片，香港导演张婉婷给树村摇滚拍了一部电影，名为《北京乐与路》。
影片里摇滚气质十足的耿乐饰演某乐队主唱，舒淇在影片里卖力模仿京骂，吴彦祖则以一个香港创作歌手的旁观者身份跟着他们一路走穴。
张婉婷没想到和音乐人们交流了那么久，电影中表现出的摇滚，竟然会受到树村乐队的联名抵制。
在那篇颜峻起草，舌头、痛仰等乐队领衔签名的《树村声明》里，这样写道：
“建立在不同世界观和生活态度上的误解，并不是创作者的苦心和音乐人的参与可以解决的。我们相信这部电影带来的，是大众对整个地下摇滚的又一次误解。”
当时树村的乐手们都很有脾气，那会儿正距离痛仰的一张专辑《这是个问题》发布不久，他们在唱凶猛直接的rap-core。2015年一次由崔健推荐登上了电视，节目叫《中国之星》。舌头乐队也以嘉宾身份出现了，唱了一首《妈妈一起飞吧，妈妈一起摇滚吧》。
曾经的地下乐队佼佼者，都拿出了最有热情的作品，也都被剪了。
市场繁荣了，文化产品丰富了，乐队们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。摇滚既严肃又娱乐的特性，在这个时代里被“修”得两边不沾，局面太过尴尬。
白岩松早看破中国摇滚乐在这股“商业化”浪潮中的纠结劲儿。09年3月央视播出的《新闻1+1》，他谈到自己曾向当时的王市长进言：北京应该为摇滚乐和所有北漂的艺术家提供更大的空间。
“北京这座城市，必须在文化上包容那些创作摇滚乐的音乐人们和那些北漂的美术家、诗人，以及话剧演员和所有北漂的文艺界的战士，因为他们是北京文化的生产力和最核心的动力。我们应该向欧美的大城市学习，为青少年开辟一些涂鸦的地方。”
且不论白岩松口中“更大的空间”是否有所开辟，摇滚音乐人们为自身拓展空间的路数倒是越来越多。
就像我们所了解的，那些混得好的摇滚音乐人，都在某种程度上“背叛”了摇滚。比如鲍家街43号的汪峰，比如花儿乐队的大张伟，比如08年的痛仰乐队。
《不要停止我的音乐》那张专辑让痛仰的老歌迷纷纷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，他们不再唱那些又硬又尖锐的歌，开始柔和地歌颂美好生活，那时大家都猜测是不是主唱把旧的乐手赶跑换人了。
但同时那一年的巡演开始，痛仰就变成了一个场场票卖光，男女大学生必须打卡livehouse的一个乐队了。痛仰开始了一场商演费35万，一年收入上千万的生活。
高虎在节目中为自己辩白：
“我们没有选择循规蹈矩的那样一种生活，也没有选择永远看不到未来的一条路。”
所以在痛仰乐队的身上，我们能看到一种中国摇滚乐队独有的别扭。他们选择上综艺，选择唱自己不喜欢的曲目，但也在融入娱乐和商业的过程中，夹带一些颇有理想气息的私货。
把摇滚乐队们这样的转变形容为“妥协”实在是不太公平，没有人想在失败孤独中死去，也没有人想一直活在地下里。
英国学者赫伯迪格在他的著作《亚文化：风格的意义》提到，当亚文化的兴起达到与主流文化对立的程度上时，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就开始了。
收编，会带来牺牲，但同时，那些原本被边缘化的产物会被重新挖掘，绽放新的光彩。
就像白岩松以上综艺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，继续当年的摇滚梦一样，中国乐队在这个契机点上，也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夏天。
《乐队的夏天》播出后，朋克、爵士、放克、disco……越来越多的小众乐队开始走进大众视野。这趟被彭磊调侃为“练习生之旅”的经历，给节目中的不少乐队真的带来了生存层面上的改善。
对于新裤子而言，终于在决赛前喜提了100万真粉，粉丝们开始担忧是否会被彭磊拉黑。
刚刚诞生不到四年的Click#15，此前经常出没于DDC等中小型Live house的拼盘演出中，门票50元左右。他们在节目中透露过“做乐队一个月赚1000块”，每次打车费都需要主办方报销，租60块钱一小时的排练房超时一小时，问对方能不能按半小时算。
参加完节目，乐队的巡演票已全部售罄，出现了加价80%到100%不等的黄牛票。
刺猬乐队近来也有些商业起色。那首在《乐队的夏天》唱过的原创《火车驶向云外，梦安魂于九霄》被一部电影相中，谈了合作，起码有十万块版税能到账。节目刚播一期那会儿谈的一些音乐节，刺猬的身价也已翻了倍。
前有民谣，后有嘻哈，摇滚也该在综艺提振小众文化的这个风口浪尖飞起来了。
总决赛过后，HOT5乐队名单出炉：新裤子、刺猬、痛仰、Click#15、盘尼西林。
在这之前，就有关于HOT5乐队的各种预测和讨论。一千个人里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关于HOT5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较优解。
走到这个时刻，哪五支乐队能有资格参加全国巡演已经没有那么重要。他们今年夏天的经历或许只是一个开始，等待着乐队们的也许是整个行业的复兴和大环境的变好。
曾经摇滚乐离中国乐迷很远，它一度处于被回避的位置。但它其实和一切边缘文化一样，记录每一代人成长的脚印，成为年轻人们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时渴望改变的一个渠道。
如果这个时代足够透明、多元、包容，有足够的能力去抑制不好的东西，那为什么不能多搭建一些类似于《乐队的夏天》一样让年轻人们纾解的渠道呢？
提起这么多年为摇滚乐呐喊的事，白岩松总是说：
“呐喊是希望它平常了。”
当摇滚乐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我们就不必再去探讨“大哥你玩摇滚，你玩它有啥用呢”这样的问题，而是会多一些“你们玩摇滚为什么要这么装”这样幸福的烦恼吧。
《 千万别让白岩松上摇滚综艺》，蹦迪班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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