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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失的“校园民谣”

摘自:哎呀音乐|2020-08-03 14:34|作者:邱意浓

文章摘要:校园民谣走入了商业困境,校园歌手已经离象牙塔很远了,再去写那些东西就显得空洞苍白。


沉寂多年的水木年华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本身就让人感到意外,被低票淘汰后还遭到乐评人无礼批评,更让人感到意外。


节目组把水木年华请下台之后再询问专业乐评人这一举动,让人疑惑——究竟是照顾水木的面子?还是节目组早就安排好的?


 
网友感到愤怒,就连郑钧也看不下去了,他直言:“我内心觉得他不应该参加这个节目,要我直接就骂了,你算老几啊。不能因为他不火了或者年龄大了就说他油腻,他在他的领域火的时候,你真的还不知道在哪呢。”
 

毕竟,水木年华辉煌的时候,是一个时代的刻度。从他们背后,我们可以窥见一整个纯真的校园民谣时代。


 

 
90年代的校园和现在是不一样的,那时的姑娘爱穿白色长裙子,扎高高的马尾辫,手挽手走过来,满目姣好的青春。可惜清华大学的学子几乎看不到这美好景象,理工科学校择偶形势及其严峻,男女比例大概是7:1。一群直愣愣的小伙子,只好坐在清华礼堂旁的大草坪上,背着吉他、握着酒瓶子对着烈日,把过剩的荷尔蒙纵情释放,风靡九零年代的校园民谣,就在这里诞生。
 
1988年夏天,一名青年考入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无线电专业。与其他寒窗苦读的学子不一样,考名校对来他说很轻松,因为他家祖上都是学霸,基因好,学习氛围也好。
 

(高晓松家族)

到校才两个月,青年就觉得读书没意思了,萌生组建乐队的想法,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。
 
母亲问:“你敢拿把琴就走吗?”
 
他挺直腰板倔强地答:“我敢。”
 
母亲立马过去搜身,拿走他所有的钱,说:“我给你买张火车票去天津,如果你能在天津坚持一周回来,乐队的预算我们立马就拨给你,如果坚持不下来,就乖乖念书。”
 

于是青年抱着吉他去了天津。一天,他坐在天桥弹琴,一天下来要到了5毛钱,花4毛7买了盒烟,就没钱吃饭了。第二天,他饿着肚子去天津大学卖唱,结果被当成流氓,被学校保卫处抓了起来。保卫处要没收吉他,他一下急了,说:“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……”
 
最后还是表哥去把他接回了家。打赌失败,他只好回清华念书。
 
这个倔强又叛逆的青年名叫高晓松,现在常被调侃叫“矮大紧”。
 

(年轻长发飘飘的高晓松)

嘴上答应回去念书,实际上还在想着组乐队。“地下行动”了一年,在北京城到处交朋友,终于在1989年组成了一支名叫“青铜器”的乐队,但让高晓松苦恼的是,这乐队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唱。
 
这时,有个女歌手跟高晓松推荐了老狼,高晓松打算去碰碰运气,和老狼约在一个建筑设计院门口见面。
 
老狼初见高晓松,他戴着草帽、穿一身军大衣、脚踩一双人字拖晃悠悠走来,看见这不伦不类的打扮,老狼的一反应是:“这人是清华的?这不是卖瓜的吗?这靠谱吗?” 
 
高晓松开始“面试”,听老狼开嗓唱歌,声音一出来,高晓松就心中暗喜:一直在寻觅的主唱,这下终于找到了。
 
老狼出生于音乐世家,母亲是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团长,父亲为中国航空航天部总工程师。从小家庭温馨,促成了不争不抢的性格。也比较多愁善感,十几岁时就爱读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和《追忆似水年华》这些书了,与文艺青年高晓松一拍即合。
 
高晓松在节目里讲,他人生中较好的朋友,就是黄磊跟老狼。而跟黄磊比起来,老狼要更像高晓松,高晓松在一次访谈中说:“老狼太好了,他几乎就是我。”


(老狼和高晓松)
 
那些年,老狼跟高晓松无话不说,形影不离。老狼爱唱歌,苦于他读的哈工大条件不比清华,没有练歌环境,高晓松放肆嘲笑他:“老狼哥哥是在湖边练声而得此名,因为他们学校没有水房哈哈!许多年后的一天,丫找了个机会眼望远方幽幽的对我说:‘我最讨厌你们这些名校生的嘴脸!’彼时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——狼哥冤哪!”
 
虽然嘴上这么说,但是日后熬出头了,却把较好的曲子,全部都交给了老狼唱。
 
大学时的高晓松跟很多年轻人一样,敏感多思,怀疑这世界,也怀疑自己。他在博客里迷茫地写:“当时的社会一点也不好玩,从上到下。当时的社会和大学是对立的,对叶娃一代可以直观解释为象牙塔与象牙市场的对立——从肉体到思想——我们不用交学费还发钱,是社会蛀虫;社会麻木不仁,是我们的噩梦。我因为崩溃,才想去远方。”
 
很快,去远方的机会来了。一年暑假,高晓松忽然收到海南岛一家歌厅的邀请,找他去演出。高晓松兴冲冲地邀请周围好友,最后只有老狼愿意跟他去。



到了那里,两人唱一晚上才二十块钱,小歌厅条件差,晚上只能跟服务员们一起打地铺,潮湿腥热的海岛,居然还没有空调。累死累活干了半个多月后,俩人却因为泡了歌厅的服务员被开除了。更残酷的是,他俩挣来的钱,只够一个人回北京,高晓松让老狼回学校继续上学,自己选择留在南方流浪。



高晓松辗转来到当时厦门大学的“校中村”东边社暂住了大半年时间,在南方小城里目睹了不少浪漫故事,还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初恋。有一日为了避雨,高晓松躲进女生宿舍楼,她们不但接纳了他,还善良地为这位才华横溢的陌生人煮好一锅香浓的粥。
 
高晓松日后的名作《同桌的你》、《麦克》、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、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、《青春无悔》,全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初稿。

1991年,中国高校学子退学热潮,高晓松也选择退学,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。

1992年,高晓松投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落榜,找了家公司做实习编导,事实证明有能力的人干啥都出彩,高晓松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广告,以及歌曲MTV。高晓松住上五室四厅的房子,拿着大哥大,开着豪车招摇过市。

老狼也毕业了,被送到一家自动化公司上班,天天下乡给人装电机。发一个月工资时,他请高晓松吃了一顿饭。

两人痛痛快快喝了一场。归途,高晓松跟个小孩似的抱着老狼又吐又哭:“哥们儿我写了那么多歌,唱给谁听啊?”高晓松那时混得那么好,但还是放不下他的音乐梦想。

回想起大学搞乐队的时候,“青铜器”在政法大学的排练室排练。每次排练结束,高晓松都会悄悄地从墙角拿起一把吉他,对着同在排练的陌生人们说:“哥们儿很不好意思,这里有一首骚柔小调,弹给诸位听听。”

一曲弹毕,众人摇头:“什么玩意儿。”


那时没有人理解他们,高晓松以为永远都不会有。
没想到机会在一年之后就来了。
 
1994年,旗下有那英、田震等艺人的大公司“大地唱片”在向全国征集歌曲,每天都有大包小包的信件和歌曲小样寄过来。当时这项目的负责人叫黄小茂,有天他在看小样的时候,发现了高晓松寄来的《同桌的你》,觉得曲风很不错,于是找到高晓松,打算将这首歌收入唱片《校园民谣Ⅰ》中。 


高晓松同意了,但只有一个要求:“我的歌,必须老狼来唱。”。 
然后给老狼打电话甩下一句话:“你就等着出名吧。”

那年黄小茂推出的专辑《校园民谣》,收录了北京各大高校学生的作品。那是由“少年人”创作的,真正意义上的校园民谣,他们以手写心中世界,纯真的唱腔是沾染社会俗气的人怎么也学不来的,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校园民谣像是时代的产物,时代变化了,校园民谣就不再纯粹了。《校园民谣1》里当时录了三首高晓松的歌,除了《同桌的你》还有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。

一时间,《同桌的你》火遍全国,男女老少随口都在哼。

据说,一次高晓松和郑钧去北京郊区,经过一处农田,只见一皮肤黝黑的老农仰天长啸: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!”

高晓松、老狼突然间得志,有些膨胀。那年《同桌的你》横扫所有音乐奖,每次领奖的时候,高晓松就对老狼说:“要是二等奖,咱俩就不上去啊。”

1995年,《同桌的你》上了春晚,并且获较受欢迎节目一等奖。同年,老狼推出第二张专辑《恋恋风尘》,主打歌依旧由高晓松作词作曲,获得了第五届金曲奖较佳录音奖、较佳演奏专辑奖和较佳演奏专辑制作人奖。那几年,高晓松把较好的歌都给了老狼,老狼唱一首火一首,成了最当红的校园偶像。

以前的制作人分不到多少版权费,唱歌的老狼挣了800万,而写歌的高晓松,只挣了800块。

别人跟高晓松提起这事,他都是一笑而过:“我要是能唱,我能让他赚这800万吗?”

这样一对好搭档,也有闹矛盾的一天。传奇的 1994年,跟校园民谣一起火起来的还有摇滚,比起伤春悲秋的民谣,摇滚看起来更带劲,老狼总说想尝试摇滚,把高晓松听烦了。

有一次喝酒又说到这个,高晓松酒劲上来了说:“那什么‘魔岩三杰’啊,都没有我厉害!”

气得老狼摔门而去。
高晓松说:“有本事你别叫老狼,别再唱我写的歌了。”
他俩闹了一年没联系。这期间两人都时不时想起老友,对对方那是又爱又恨。一年后两人偶然在酒吧碰到,终于重归于好。

老狼在推出《恋恋风尘》之后,很久都没有动静了。他不像高晓松,爱折腾,爱现,没有推着他走,他就在原地坐着休息。

当时有一些唱片公司找过老狼,香港的正东公司还打算将老狼打造成亚洲高品质的歌手,但他听说一天要上七八个通告,换七八身衣服,就立马不干了。

2004年,分分合合多次,老狼终于将他较爱的姑娘潘茜娶回了家。


老狼的时代,大概就这样结束了。

而高晓松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


他有句名言:“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”
于是不少人以为高晓松是个不要名利的人,带着理想和诗意生活着,实际上,他是最在乎名利的那个。他从没掩饰野心:“我不光要做音乐,还要当作家、诗人、导演,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。”


1996年,高晓松与好友宋柯创办了“麦田音乐”独立品牌。
麦田签下的一名歌手,就是朴树。
 


有一天,高晓松突然接了一个电话,电话那头用很结巴的声音问:“你是高晓松吗?”
高晓松说是。
那头说:“我叫濮树,我想卖歌。”


高晓松很好奇这个惜字如金的人,和他约在小树林口子见面。结果到那见到一姑娘,高晓松开玩笑问:“你是电话里那濮树吗?”
姑娘说:“我是他女朋友,他不太好意思见人,在小树林里躲着呢。”


高晓松往里走两步,就见到了朴树:“有一张极为帅的忧郁的脸,发型很奇怪,后边很短,前边很长的那种,发绺遮着英俊的脸庞。”


高晓松听了朴树的歌,发现词曲、包括嗓音都非常好,于是疑惑地问他为啥要把歌卖掉呢?自已唱也可以啊!


朴树很直白地说:“我觉得你们音乐圈里的人都是白痴,我只想卖歌赚钱,赚了钱我自己做唱片,我不想跟音乐圈里的人打成一片。”

这种有才又有个性的人很对高晓松胃口,那时他还没公司,但是依然答应帮他做音乐,最初录的几首歌都是高晓松自己掏的腰包。


麦田音乐一成立,高晓松就正式签下了朴树,同时开始筹办他的一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。朴树是典型的出色主义,再有耐心的人也会被磨得心力交瘁,高晓松自己帮忙有些力不从心,于是特意调来了中国较好的乐手跟他一起排练,包括李延亮、王晓东等,只为让朴树做出最出色的专辑。



麦田也是白手起家,经济状况并不好。刚开始做音乐时,日子很苦,但是氛围非常好。


每天下班后,公司支起小饭桌,一个山东来的小姑娘负责给做饭。朴树、叶蓓、尹吾等人聚在一起,吃完饭就开始弹琴、唱新歌,大家喝着小啤酒,聊着天,聊着梦想,聊着怎么把唱片做到较好。


纯真年代,诗和远方,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理想,那是较好的时候。


叶蓓是麦田在朴树之后签的第二个艺人。读大一那年,叶蓓在《北京晚报》中缝上留意到招聘信息,在disco和pub做驻唱勤工俭学。


一天晚上,叶蓓穿着妈妈陪她在隆福寺买的丝绒质地演出服,脚蹬白色高跟鞋,唱起欧阳菲菲的《老情人》。


底下坐着高晓松、郑钧与谢东。听完叶蓓的演唱,高晓松问她要了联系方式。一个月后,叶蓓接到高晓松电话,邀请她到阜成门附近的小柯家录制《青春无悔》、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和《B小调雨后》的demo。



1999年,叶蓓与朴树几乎同时推出首张专辑。叶蓓的《纯真年代》和朴树的《我去2000》——分别是红白蓝系列中的蓝与白。还有位叫尹吾的歌手出了一张《红》,这三张神专合起来其实是可以拼成一幅完整的麦田。


同期歌手总是被拿来比较,公司最当红的朴树叶蓓也未能幸免。两人之中,朴树往往是更抢眼的那一个,与他比起来,叶蓓有些失色。


不过叶蓓并不在意这些,友情比起名和利更为重要。朴树一次见到叶蓓,就觉得这个小姑娘“乐呵呵”的,天真又开朗,是一群校园民谣歌手格外照顾的小妹妹,他们一听见叶蓓清澈的笑声,仿佛又回到那个较好的年代。


2000年,叶蓓推出第二张专辑《双鱼》,宋柯还特意将心灰意冷的许巍从西安请到北京,担任专辑的制作人。


这张专辑作词大多数由叶蓓自己完成,很遗憾的是,离开了高晓松的帮助,歌词内容实在是乏善可陈。词曲背景也脱离了校园的大环境,往流行音乐靠拢。当时支撑着专辑大卖的是叶蓓的纯真嗓音,以及听校园民谣那批人的情怀。


(双鱼 歌词)

校园民谣走入了商业困境,校园歌手已经离象牙塔很远了,再去写那些东西就显得空洞苍白。


当时摇滚的兴盛又夺取年轻人的目光,校园民谣后继无人,也难以实现“薪火相传”。像如今流行的民谣:《南山南》、《成都》、《董小姐》等,主题也不再是校园了,更多的是步入社会后的经历。


显而易见,校园民谣的发展,已经在走下坡路了。


而向来自我的朴树,本来就没将自己定义成一个校园民谣歌手,他的首张专辑《我去2000》,音乐风格是“迷幻、摇滚”。只是成名曲《那些花儿》、《白烨林》碰巧是校园民谣。


 
当初麦田出的三张专辑《校园民谣Ⅰ》、《校园民谣Ⅱ》、《校园民谣Ⅲ》,几乎收录了90年代所有高品质的校园民谣作品,不过目前已经成了绝版。
校园民谣做不下去的原因也只有一个,没有市场。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从众、迎合和媚俗,谁都难以幸免。
 


水木年华的出现,让人错以为校园民谣能够再次复兴。


1989年,辽宁小伙卢庚戌以状元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,繁重学业下,音乐是卢庚戌最热爱的事。1992年,卢庚戌在学校里成立了“梦中草原”合唱团,并获当年北京市高校歌曲比赛一等奖。


(左起:缪杰、李健、卢庚戌)

卢庚戌带领合唱团在台上领奖时,黑龙江小伙李健正读高三,参加了清华大学举办的冬令营。以一首《说句心里话》获得了全国一名,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。
 
进入清华后,李健为校园里九支乐队担任伴奏,偶然认识了在学校小有名气的学长卢庚戌。毕业后的卢庚戌在清华北门租了间小房子,运用他的建筑才能把这间小居室布置得很有情调,低他四届的李健和缪杰经常去他那儿玩。
 

卢庚戌和李健毕业后都是普通上班族。直到有一天,卢庚戌辞掉了工作,他还是想做音乐,出唱片。
 
父母先是急得哭泣,再是愤怒,最后是无奈支持。卢庚戌在父母的资助下出了一张专辑《未来的未来》。这张专辑虽然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,但离大火还差太远了。
 
他明白自己差的是什么:一副能打动人心的、天生的好嗓子。
 
这时,他想起了学弟李健。他拨通李健的电话,告诉对方自己要去一家叫喜洋洋的唱片公司,愿不愿意一起做个组合。喜洋洋当时发展的不错,李健被说卢庚戌服了,辞了工作跟卢庚戌一起去面试。
 
面试很顺利,两人获得出道的机会。两因成员都是水木清华的毕业生,索性取组合名字为“水木年华”。
 
那年9月,水木年华发行首张专辑《一生有你》,一炮而红。


这对搭档不像高晓松和老狼,他们或许算不上知己。做乐队是不是李健一直想做的事?卢庚戌不知道。他只是很需要他,并且说服了他。和卢庚戌的热烈不一样,李健一直是个安静的人,算不上忧郁,只是沉默,卢庚戌并不明白他在想什么。
 
他们的不同有时会带来尴尬。2001年,拿奖拿到手软的水木年华出席星空音乐台颁奖典礼,他们早就猜到得主是自己。上台前,卢庚戌提议,“我们应该表现得激动一些,到时候互相击个掌。”
 
等到当晚主持人念出“水木年华”,卢庚戌激动的抬起手,李健突然不好意思击掌了,抬到一半的手又放下,两人就这样上台了。 
 
这两人一个像火,一个像水,是难以并肩前行的极与极。组合成立不到一年,卢庚戌跟李健就有了矛盾。
 
水木年华的第二张专辑《青春正传》中,有些歌李健不喜欢。李健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,不喜欢的歌,他坚决不愿意唱,音乐的品质,对他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。
 

一次演出结束后的航班上,卢庚戌终于问出那句话:“李健,那你如果自己一个人去做音乐的话,会不会做得更好?”

李健说:“我觉得我会做的更好。”然后他便离开了。
 
李健离开之后的整整一个月,卢庚戌天天失眠,他反复做着高考的梦,他又焦虑又无措,一时间从0到100,又从100跌回0,卢庚戌像在坐过山车。
 
李健离开了水木年华,还能继续写他喜欢的歌,还有一副在哪都能出彩的好嗓子,但水木年华没了李健,相当于没了主唱。直到那年8月,卢庚戌才找到缪杰、姚勇加入水木。

 
李健用时间证明当初离开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单飞之后的李健写出了出色《风吹麦浪》、《贝加尔湖畔》、《传奇》等等;去《中国好声音》做导师,带领出了一支佼佼者战队;参加《歌手》,场上那么多神仙打架,李健还是拿到了歌王。(李健的风格闲适唯美的,内容多变,每次都不失新意。而卢庚戌从那时开始就很爱写青春,一直写到《乐队的夏天》,让他选择一首可以让水木突出重围的曲子,他依然选择了青春。)

比起李健,水木年华后期越来越黯淡。卢庚戌其实并不是李健那样的天才,他曾在采访中形容自己和高晓松的差距,“高晓松写歌是一气呵成,在外界看来是‘李白’式选手;而我则是反复推敲,更像是‘贾岛’式选手。”为了写成《一生有你》,他在大学期间疯狂补习国内外文学诗篇,前后耗时7年,才有了那句出色的“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,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”
 
水木年华去《乐队的夏天》表演,许巍调动了大半个"蓝团"为他们做伴奏,但还是遗憾地被低票淘汰。编曲华丽完整,也撑不起平反乏味的词和曲。
 
现场那两位出言不逊的“专业”乐评人,吐槽了两个点,一个是觉得歌曲没新意、无聊,另一个是觉得水木年华本人中年油腻。


 
首先不得不承认,单纯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,这首歌的确很普通,没有惊艳的感觉。观众为他们投票,大多数都带了一丝老乐队的情怀滤镜,而不仅仅是因为音乐本身。歌颂青春的主题并非不可行,但正因为是一个已经被写烂、噱头十足的主题,才会更加考验乐队的水平。然而,水木年华并没有胜任这次考验。
 
大张伟在表演结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,其实反应了一定的问题 。他说:“那个年代的歌是不是有个特定的旋律啊?”校园式纯情歌词,俄罗斯式激扬旋律,加起来就是水木年华。一听就回到了那个年代,其实并不是一句好话。时代在进步,水木年华的音乐没有,掺杂着摇滚味道的校园民谣没有。
 
水木年华在2010年的低谷期之后,卢庚戌把工作重心放在拍电影上,缪杰选择下乡助农,他们不像刚出道那样整条心思扑在在乐队上了。也不像出道17年的重塑,保持着高频率高强度的严谨训练。
 

他们的音乐,少了很多专注和冷静。
 
不过乐评人评论他们油腻,就有些欺人太甚了。
 
马赛克乐队的林玉峰所说:我觉得其实只有到那个年纪,真正你已经不再年轻的时候,你才知道,青春是多么重要。
 
谈青春不是任何一群人的专利,水木如此怀念,可能是因为他们那时的青春太过美好。
 
高晓松曾说:“无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确切模样,只记得那些书包里的诗集,四周充满才思和风情,骠悍和温暖。”
 
老狼和高晓松当红的那些年,有一次,在室外体育馆唱歌停电了,老狼打着一只火机唱着《同桌的你》,前面的人可以听见,后面的听不清就跟着唱,就这样一排一排全都点着打火机,漆黑的体育场出现满天星光。


这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人独有的、洒脱又质朴的浪漫。


可惜白衣飘飘的纯真年代,在市场的狂潮冲击下,随着纯情的遗落逐渐丧失,像是硝烟尽散有如神迹的古战场,苍凉、伟大,只是再也回不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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